手机靓号纠纷多,运营商设置低消是否合法

物以稀为贵，靓号因为资源的稀缺性，已不仅仅是一串数字码号。靓号很容易让人产生信任感，可以直接减少初次联系的试探拉扯，有效节约社交成本。

靓号在客观上被赋予了极高的市场价值，甚至成了资产保值增值的理财产品。从往年靓号法拍的情况看，仅仅一串号码的市场价值少则三五千，多则数十万，一些特殊号码甚至千万天价。

任何事物一旦有了价值，就有了交易的基础，靓号也不例外，围绕着靓号的附加价值，在桌面上下形成了一明一暗两个靓号交易市场。

在桌面上，玩家是三大电信运营商。最早运营商对于靓号疏于管理，一方面是移动通信市场远未饱和，码号资源相对丰富，另一方面大家对靓号的价值没有足够的重视。

大约2009年前后，各大运营商陆续开始出台靓号协议消费政策，那时协议消费一般是3年左右，并非终身协议，3年后便可取消协议消费。

随着市场逐渐饱和、码号资源逐渐紧张，靓号价值不断攀升，3年协议消费相较于靓号价值来说，是完全可以接受的机会成本，于是一个灰暗的市场在桌面下逐渐形成。

中间商通过个人关系掌握大量靓号资源囤积居奇，加价转卖给消费者，从中获取高额利润，鼎盛时期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，这些中间商也有了专属称谓“号贩子”。每倒卖一个靓号“号贩子”能获利几百到几千不止。

蛋糕越做越大，桌面下的交易一时间如火如荼。桌面上的三大运营商也坐不住，开始把靓号看做稀缺资源。在代理商层面，把靓号和带4号码等劣质资源捆绑放号；在普通客户层面，陆续提高协议消费水平，延长协议消费年限，甚至设置终身协议。

终身协议无疑大大增加了靓号使用门槛，除了一部分非常优质的码号资源，普通靓号的流通性明显受到影响，大量资源压在“号贩子”手里，围绕靓号形成的价值市场一度有偃旗息鼓之势。

转机出现在2019年，这一年“携号转网”正式施行，“号贩子”嗅觉灵敏的发现，把靓号转入新的运营商，可以零成本洗白协议消费，靓号转网迅速又成为行业热点，砸在“号贩子”手里的靓号大量流向市场。面对这样的局面，行业监管部门与三大运营商进一步拧紧监管阀门，携号转网必须赔偿协议年限内协议款，转入其他运营商也必须添加相应协议消费。

围绕靓号，桌面上下的攻防似乎从未停止过，为这种博弈提供空间的主要是对法条的解释并不清晰。

2016年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第二十三条规定：电信资费实行市场调节价。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统筹考虑生产经营成本、电信市场供求状况等因素，合理确定电信业务资费标准。提炼这句话的核心含义：电信资费定价权归属三大运营商。

三大运营商把《电信条例》第二十三条作为对靓号设置协议消费的依据，认为靓号“预存话费、协议消费”属于运营商企业可以自行定价的业务范畴。

另一方面，2014年修订的《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规定：电信业务经营者取得码号使用权后，不得向用户收取选号费或占用费。

根据《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之规定，利益相关方认为靓号“预存话费、协议消费”就是变相的选号费或号码占用费，不应收取。

“预存话费、协议消费”究竟属不属于“选号费、占用费”，其实是涉及靓号的相关纠纷中最关键的问题。客观的讲笔者认为这两方观点均有依据，政策法规在关键点上解释不够清晰，给了相关方各自解读的空间。

但如果细抠字眼，“选号费、占用费” 应该理解为使用这个号码专门缴纳的费用，这个费用没有其他用途。三大运营商的“预存话费、协议消费”严格来讲最终还是购买了服务，只是限定了预存话费金额和最低消费限额。这一点，如果不仔细理解就容易造成概念的混淆。

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》和《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》法律地位上来说，“条例”由国家行政机关或权力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制定，是从属于法律的规范性文件。而“办法”是机关或部门根据党和国家的方针、政策及有关法规、规定，就某一方面的工作或问题提出具体做法和要求的文件，侧重于行政约束力。

可以说无论从制定的层级还是约束范围来说，“条例”都是“办法”的“上位法”，当两相矛盾时应该遵循“上位法”。即便认为“预存话费、协议消费”就是“选号费、占用费”，单纯引用《电信网码号资源管理办法》第十八条，就认定靓号设置“预存话费、协议消费”违法，显然也是一叶障目。从现实来看，三大运营商靓号定价已久，也确实从未受到任何相关行政处罚。

跳出法条，用最朴素的市场经济眼光来看待靓号的定价。我们必须客观承认靓号有其价值，运营商根据码号资源和市场情况来制定资费方案，并提供明码标价的公开透明的选号方式，从市场角度其实无可指摘，这是市场选择的结果。买菜布包5元钱，奢侈品皮包几万元，功能都是装东西，但价格差距巨大。同样的，想通过靓号实现价值彰显，自然也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。